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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上人家

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从事和水亲近的工作50多年,人生也似洪流浮生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8、亡国奴的艰难岁月绝不能再有(续前《洪流浮生》)  

2012-01-04 10:30:22|  分类: 洪流浮生(博主回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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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  父亲和他的同学、友好,如前所述,各自寻找自己的抗战路,有的在  日寇尚未完全占领前,携带家属去了西南、西北大后方,如孟昭礼、刘又辛、两位教授分别到西安和云南、张乾一校长(临清省立11中学)也到了西安;但父亲还没走,恰逢北大同届(1935年)同学李桂岭,被当时抗战将领范筑先、韩多峰领导的山东省第四区,任命为所辖的夏津县政府县长(法律系毕业);李桂岭推荐我父亲(经济系毕业)任财务科长,他们都离开妻子儿女和家乡,在鲁西辗转各地、坚持抗日。不幸,李桂岭伯伯于1938年10月25日,抗日阵亡。1946年和1983年先后被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追认为抗日烈士。

   作为家属,母亲和我的姊妹们就开始了8年日伪统治下的亡国奴艰难岁月,度过了我的幼儿、孩童时代。

为避日伪耳目,母亲带着我们小姐妹,东躲西藏、颠波流离、饥荒、小姐妹夭折早亡的艰难岁月,等到抗战胜利,全家才再团聚。

1941年前大多住姥姥家,短期住过柳林镇(当时属堂邑县,现属临清)附近的一个小村子(记不清名子了)、当时清平县的龙庄(现属临清)。

1)1941年以前,住在姥姥家,李堂

我家朱庄是个大村镇,又邻临清到馆陶的公路,有日伪的“区部”(区政府),是日伪在这一带的大据点。还有学校。鬼子兵隔些时间就从临清城里来一次。每次来都是三、四辆卡车,挤满了全副武装的鬼子,也随行一些汉奸、特务之流,声势很大、很是威风,“耀武扬威”,欺吓百姓,可能就是它的目的。

我家院子在朱庄东门里不远处的大路边,离“区部”也较近。这些鬼子兵和汉奸特务,跟他们的小头头分散在各家院子逗留,伺候不周就打骂人。见百姓家的东西想拿什么就拿什么,我父亲的怀表、派克钢笔及稍贵重点的什物,都拿走啦,只有从北平带回家的两木箱书籍,中文和英文的,都没有人动。这里面还有一本英文原版的《资本论》(马克思)呢!父亲上世纪30年代初在北大经济系读书时,《资本论》作为一种学说是可以讲授的,当时,思想开放,海纳百川的学术氛围是可以想象的。这种氛围中造就出一批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的大家,象胡适、傅斯年、陈寅恪等以及他们的学生,即上节所述我父辈的那批抗日爱国知识分子。

作为抗战人员的家属为避耳目,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(凝光、媚光)几年都住在姥姥家,李堂。虽离朱庄不远,但日寇很少“光顾”。刚开始的几年,日寇还没站稳脚跟,灾难逐渐积累,还没显现的那么深刻,小孩子又不懂事,因此,我觉的这是8年抗战中,幼年最轻松的一段时光。父亲偶尔也会悄悄地回来,看我们。这时我又添了个小妹妹龄光。

姥姥家并不富裕,只有几间北屋和南屋较完整,东屋是一片旧房拆除的空地,种些花和扫帚菜,门口还有一间小磨坊,快60岁的姥爷喂了个小毛驴,给人家磨面,挣点零用钱或口粮。都称姥爷施二爷,我母亲施景芝,是他唯一的女儿,排行老二。我大舅在1925年独自离家南下去找北伐的“南军”(北伐军),一去再没音信,只留下大妗子和一个身体不要的儿子。二舅也青年夭折,留下了我的二妗子和儿子祥林、女儿蕙清,这时祥林哥不到20岁,是家里种地的重劳力,十几岁的蕙清姐是我主要的伙伴。姥姥也在这几年中因病去世。

我三舅施景阳,1937年前在临清11中毕业,在临清武训小学当美术老师,他爱画画、京胡、京剧清唱,性格内向、细致、温和、寡言,在临清和济南做了一辈子小学美术教师。他是母亲最小的弟弟,他小时主要是作为大姐的我母亲照顾他。他是我唯一的亲舅舅,在父亲离家时三舅对我们母子的照顾也很多,直到两位老人家去世的数十年中,也是交往最亲密的姥姥家的人。

施家本来是个大家庭,在李堂村几家大地主都姓施,村东西两头各有一片有高高围墙的瓦房大院,西头的那家门外还立着旗杆,据说是买了个什么“举人”功名,但是这时已经衰败了。前述我那个远房舅舅,抗战后去了延安,就是出于这个院子。这位舅舅的原配夫人,那位善良的、个头矮小,头发稀疏、蓬松,两只小脚走路摇摇晃晃的样子,我还记忆犹新,因为她和我妈年龄相当,都是等丈夫在外读书、抗战,处境类似,两人交往较多,不幸的是她没有生育子女。这位妗子(舅妈)孤身等了十几年,直到1950年,也没等回来原来的丈夫。那位舅舅早在延安就改了名字,又与革命的同志结了婚,生前再没回过家乡,做到了与出生的地主家庭“划清界限”。原配妗子等来的是“离婚不离家”和写有“革命家属”的一个门上挂的牌子。想起来这代深受封建、日寇折磨的妇女,是多么不幸!这也是在历史洪流中,被卷到漩涡里的一片小树叶,不幸而无奈。

我姥爷弟兄二人,施六爷是他的弟弟,是位针灸先生,小有名气。这两家当时家境较破落,院子还不小,都是砖柱土坯墙、瓦顶房。和村东西头那两家施姓高砖墙的大院,显然差个层次。万幸,1950年前后土改时姥爷家,因一大家人少地又没劳动力,定了个贫农成分,没被批斗,以后的子女也没受到连累。

姥爷性情开朗乐、豪爽、乐观、义气,年轻时喜练武、打猎,养骡马大牲口,爱骑马、打猎。夏天铺张席子在院子乘凉,他就给我们将他年轻时代,带着猎狗、猎鹰,打猎和练武功的趣事;妈妈看着天空讲天上的天河、牛郎织女的故事。白天我和邻居家的小朋友,每人手握一根竹竿的一头,放在两腿中间追跑,就是骑马打仗了。还有时小表姐蕙清带几个孩子“过家家”,…….。这时虽生活清贫,还算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。

好景不长,鲁西一带日伪势力逐渐巩固扩展,国共两党冲突不断凸显,国民政府的抗日政府的地盘逐渐萎缩,到1941年前后,民国的“省政府”退缩到安徽阜阳一带(见何鲁丽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,发表的她抗战时随其父何思源的那段抗战经历)。父亲所在山东省第四区的领导范筑先阵亡、韩多峰被调离,不断换人。父亲本来是个二三十岁的青年,学经济,本不热衷国共斗争的政治,但他和日寇是“不共戴天”的,为抗日寇才进政府工作。1941年他离开了故乡,决定去“大后方”(当时称没被日寇占领的西南、西北地区)。但这时,日寇已占领沿海各省,封锁了交通要道,拖儿带女是过不去的,还是下决心,丢下亲属,化妆成商人,通过封锁!

    父亲脱下中山装,扮成商人,先到安徽阜阳、界首、河南南阳、再到安康、汉中,最后辗转到达西安。抗战胜利在济南团聚,告诉我们自己辗转的行程,还带回一块带有墨绿花纹的“南阳玉”图章料,作为纪念,我很喜爱这块南阳玉。

从此,骨肉分离、独立求生、杳无音信、相互牵挂的岁月,又开始了!

2)1942年后,饥荒、痛失小姐妹的艰难岁月

      父亲离开山东,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小姐妹,回到家乡朱庄,不再到处避难。高家在朱庄是个较大的姓,分支较多。就我爷爷这代有两兄弟(大爷爷、四爷),我爷爷(四爷)有月霄、月湘二子,我父亲在两个爷爷家排行老大;大爷爷家有二叔、七叔、八叔、九叔。在日寇侵华前,两位爷爷还都没分家,关系很近。日寇侵华,大家庭生计无法维持,才分家。因父亲在1925年就在外读书、工作,1935年后母亲及我姊妹,随爸爸在外,爷爷去世后这个家就叔叔一家和奶奶了,由叔叔管家。我们一回家,全家近十口人,三十多亩地,只有叔叔一个劳动力,在日伪战乱形势之下生计成了大问题。叔叔提出分家,这样,妈妈和我们姐妹四人分到十六亩地,就单过了。母亲一位小脚女人,带着四个孩子,最小的妹妹龄光3岁,我5岁,全家没有一个劳动力,马上就断了生计。只好又找回一位曾在高家打工过的刘春发,我称刘三哥,帮我们种16亩。我们小姐妹也下地,比如呆在窝棚里去看红薯、花生,不会被偷。还记得饿了几个孩子扒个坑烧红薯、少花生的趣事。也知道了棉花成熟后栽花的情景。使我从小知道了农民的辛苦。

日伪催缴捐税、废铁、铜等负担沉重。每年连糊口的口粮都不够,地窖保存的红薯、春天槐花、榆钱都要吃。特别到了民国32年(1943年),出现大旱,发生大灾荒,长期吃不饱,红薯叶、红薯干、榨油后的豆饼、花生饼这些饲料我家里都吃过。缺营养,我们三个小的最爱患病,最小的妹妹龄光先去世、几个月后我的小姐姐媚光发高烧,不治身亡。在这之前我也重病一场,是看到日伪丑化蒋介石的一张彩色漫画,像个鬼,刚吃过饭吓哭啦,得病发烧,吃药无效,最后请六姥爷针灸才好的。其实,治病也就是找本村的中医看看,吃几副草药而已,没有医疗条件!一年失去两位姐妹,心痛啊!母亲和大姐有东西先给孩子吃,母亲生活、亲情在心里的压力该多大呀!连个诉说的人都没有,想到这里感到母亲的伟大,我把这些写出来,也作为对父母的纪念,作为对日寇侵略者的控诉!

这一年,我和小伙伴们在院门口玩,常看到路上两个人抬着用高粱席卷着死人,去埋葬,没有棺材及随行的葬礼;看到村里的男人推着独轮车,车上一侧坐着小孩,一侧放点行李,跟着胳臂上挎着小包裹的女人,“闯关东”。

这些幼年痛心的记忆,终生都是抹不掉的!国难家仇终生难忘!

这时我最高兴的是舅舅来看我们,总给我们带点吃的和小书、画儿。还有一次带我进城去武训小学,我才看到武训的白色塑像、电灯这些在村子看不到的新事物。

    另外,值得一提的事,我的九叔、七叔还有八叔,三位务农的叔叔,见了我总是笑眯眯的,但说话不多,他们每逢刘官庄有集,都去赶集。除务农外看不出有什么活动。九叔在日寇到临清时在11中读书,是有文化的。1945年底临清解放后,公开身份他们都是共产党员,成了地方干部。

     妈妈总是盼着爸爸早日归来,又失去两个女儿,生活如此艰难,从不对孩子表示,默默地承受着。每年春天她叫姐姐帮他一起把爸爸的那两木箱书,拿到台阶上去晒,怕被虫咬。其实很多英文书她并不认识。这是他对渺无音信的丈夫的想念之情吧!

这里面就包括一本原文的《资本论》(马克思),这两箱书在我们1945年去济南后,一直保存到家乡土地改革。1950年前后,土改时已是地方干部的九叔,把《辞源》、英文字典、爸爸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,还有一些会计学的书,这些没有政治内容的工具书,保存下来,其余的全被抄走、毁坏了,英文《资本论》也在其中,没逃出被毁的命运,实在遗憾!后代不认老祖宗啦,他没长中国人的面孔嘛。民国时期大学可讲授的《资本论》,又躲过日寇的破坏,却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毁坏了。其实,很多中国文化传统就是这样,几十年中一次又一次的、有领导、有组织的运动中,被摧毁了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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