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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上人家

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从事和水亲近的工作50多年,人生也似洪流浮生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置顶】 34、助教,十八年 (23岁到41岁) (续前《洪流浮生》)  

2014-09-25 17:40:06|  分类: 洪流浮生(博主回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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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     【置顶】  34、助教,十八年  (23岁到41岁)              (续前《洪流浮生》) - 水上人家 - 水上人家 

1964年,毕业第4年,27岁时 的照片

【置顶】  34、助教,十八年  (23岁到41岁)              (续前《洪流浮生》) - 水上人家 - 水上人家

 1978年,助教18年后,42岁,评为讲师时的照片

一、助教十八年

    19618月,分配到西安公路学院公路系桥梁教研室当助教,到1978年第一次评职称,评为“讲师”、第一次提工资(从58.50元升到65.50元),经历了十八年。这十八年,是从大跃进后的饥荒、四清,到十年文革结束的十八年。举国上下政治斗争异常激烈、生活十分艰苦、动荡、史无前例的十八年!

19769月毛泽东去世、10月“四人帮”倒台。华国锋执政,贯彻“两个凡是”的方针。

两个凡是”毛泽东指定的的接班人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,而提出的主政方针。 “两个凡是是指“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,我们都坚决维护,凡是毛主席的指示,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。”见19761026日华国锋谈话,197727日人民日报。

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12举行,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。
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改革开放,拨乱反正、落实政策。恢复了技术职称。从1957年反右以来大学毕业的教师,一进教师岗位扣上“助教”头衔,成了“臭老九”,拿助教的工资,职称再没晋升过。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把职称属于“资产阶级法权思想”的范畴,成为革命对象。全国各行业都如此。例如,解放军军官军衔,也是1954年学苏联,“一边倒”,授了军衔,十大元帅,就是那时授衔的。1965年,批判修正主义、贯彻毛泽东不断革命理论,军衔被取消;现在的军衔是文革后又恢复的。

就全国而言,反右以来二十年没提职称了。这样,各单位应提职称的人很多,职称和工资挂钩,国家财力有限,只能“轮资排辈”,分先后按毕业年限,分批进行!

还好,晋升职称考核我教学工作量饱满,外语(英语)阅读能力考试为“优”,当然,工作态度也没问题,第一批就通过了,获得了工作十八年升“讲师”的资格!我是幸运的,我的师兄,同济1957年毕业的徐永明,就是当了二十一年“助教”后,才升为讲师。这可能也是“世界第一”了。

其实,这些“老助教”、“老讲师”早就干了“副教授”、“教授”的活。就我来说,这时已独立讲授“水力学”、“桥位设计”等两门以上的课、带实验、实习、编写教材、实验室建设等各方面教学任务,同时已完成一些来自交通部或一些省的科研项目、实验研究,论文成果发表在全国性刊物上或全国性会议。

 

二、工作量饱满

十八年来,“工作量饱满”,成了我顺利晋升职称的重要“本钱”之一,事情太多了,简单说一下吧:

这应首先要感谢,桥梁教研室领导张学龄和水力水文课程组组长刘德进两位老师。他们都是1949年北洋大学(天津大学前身)毕业,1958年前都是交通部东北设计院的工程师,1950年随设计院派往“抗美援朝”战场,负责美军轰炸公路、桥梁的抢险、修复工程,1953年后负责东北三省公路桥梁的勘测设计,直到1958年交通部东北设计院撤销,交通部西安公路学院成立,成为骨干教师。他们这批教师,具有过去老知识分子平易近人、治学严谨、认真工作的品德,又经历多年复杂的社会锻炼和工程实践,是我的良师益友。

他们有一个用人观点,少而精,宁肯工作忙累一些,手下不要多余人员。只要踏实、精干、认真的人,认为人多麻烦多!运动不断,什么劳动、下放、搞四清,。。。,上面抽调的那些事,应酬不完;另外,人多是非、矛盾也多。全校公路系两个专业的水力学和桥位设计、水力学实验、水文测验实习、实验室建设,有时还有汽车系、筑路机械系的水力学课程,1965年以前,就是刘老师、张老师和我这个助教,三人来完成。那么多课,两个主讲,一个助教,能不忙吗?我1964年就开始给1960级汽车系讲授“水力学”,因机械类专业水力学,学时少,没有河渠水流的内容,相对简单,只是“水力机械”(风机、泵和液压传动)的基础课。这个班的学生有留校的,今年也70岁了!

给公路系讲“水力学”、“桥位设计”,那是1967年“复课闹革命”的事了。

   另外,带实习、带实验、出差开会、下工地等,我最年轻,首先是我的事。还有,1965年刘老师去越南“援越抗美”,勘测设计越南军用公路、张老师去北京搞0401工程(中央领导战备疏散备用公路)施工,家里就只剩下我这个“老助教”,除教学外,水力实验室建设、实验设备设计等,也在加速进行。工作量自然是很“饱满”的。

   回头想,确实有一个好处,就是在那么折腾的年代里,我只参加过三个月的校办“大荔农场”养猪场,喂猪的劳动(1972年),倒也是很好的锻炼;其余都没离开专业工作,包括“教改小分队”在秦岭山区和宝鸡、凤翔、千阳的野外勘测设计、施工等工作。老了盘点人生时,因没有过多地虚度年华,感到欣慰!

 

三、学外语

一生中,学外语花得精力太多、时间太长。先英语,再俄语,40多岁工作之余,再捡起丢弃20多年的英语,直到1992年出国!受尽折腾,很无奈!

因为“学外语”,是由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取向决定的。

我从十三岁学到五十五岁,都没放下学外语;即使这样,水平还不如现在孙女高中毕业时,记的词汇多、口语发音准!当然,我有了出国和国内与外国专家工作的经历,语言的实践上,比孩子要熟一些;这也是暂时的,她们有出国经历后,语言运用将比我要自然、数练得多。语言主要是习惯、技能,在幼小、年轻时,有那种语言环境,学习效果最好!

《洪流浮生》第 3- 8节,谈到抗战期间,几岁时,父亲抗战在外,跟母亲姊妹留守农村家中,日寇、汉奸多次扫当,几乎家徒四壁,只有父亲北大带回的两木箱书籍,尚存。箱内很多是英文原版书(包括文学、经济、牛津字典。。,还有土改抄家,被抄走的英文原版《资本论》,真是自家不认自家人!)。我少年的好奇心,很强,就想知道书里写的什么?像片是谁?自幼就朦胧地产生了学英语的愿望。

1950-1953年读初中,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、签订中苏友好互助联盟条约、大力宣传,对“美帝国主义的仇视、蔑视、卑视”,中国向苏联“一边倒”的时期,社会上对英文学习,都不热情、不重视。济南一中这个省重点,因俄语教师缺乏,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开俄语,大多班级学英语,我也是学英语的。英语师资很多,学历很高,教我班的吴级晨老师是1920年代,北京师范大学毕业,1949年前曾出版过自己的英文字帖。我学的很感兴趣,放学后还可争取爸爸的辅导,成绩也较好。那时,技术条件所限,没有录音机,除课堂老师读说之外,再没有听说的条件,只能学到“哑巴英语”。爸爸告诉我,他1928年前在省一中学习时,吴老已是这里的教师。吴老先生教学,我很敬重,对他的课,我很用心,学的还算扎实。

1953年,进入高中时,1949年后全国各地俄语速成班,培训的教师和翻译,已能满足各班俄语教学的需要,全校都开俄语,取消了英语教学。这样,我高中三年放下英语,再从字母开始,学俄语。俄语刘老师(女),夫妻二人(男教师姓郑)都是南京读俄语速成班的。那时,外语学院俄语本科生还极少。1956年到同济大学,一、二年级继续学俄语,分快慢班,我在快班,五年各门课的参考书,也是俄语的。因为那时人民共和国建国不久,照搬苏联大学体制、专业教学计划,教材也是直接参考苏联对应专业的俄文教材,这样,我就在学技术基础课、专业课学习时,课外直接到图书馆借俄文书,参考学习。既学了专业课,有扩大了俄文词汇量,锻炼了阅读能力。这为我1959年、1960年,父亲出事后,失去家庭经济来源时,假期帮同济大学科技情报中心,翻译、编辑俄语桥梁工程最新科技信息,打下了基础;也为我工作后,1964年在交通部“交通运输快报”发表第一篇译文“桥梁设计的统一”(大意,记不清题目,实际就是苏联交通部桥梁标准图设计的综述),打下了基础。我备课主要还是俄语专业参考书,即莫斯科、基辅、哈尔科夫几个公路学院的水力学、桥位设计的本科教材及习题集。

 

谁知,政治形势变化太快!

1953年,斯大林逝世,赫鲁晓夫上台,中共批判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“修正主义”,1959年苏联专家全部回国,1963年后,中苏关系恶化已逐渐表面化。俄文专业杂志、书籍,已很少见了。1972年尼克松访华,中美关系回暖,1979年中美回复邦交;1972年中日关系恢复邦交。专业参考文献,英文、日文渐多起来,来自苏联的俄文专业书和期刊,已见不到了。作为大学教师,只好根据形势,为教学和科研需要,就要学英语、日语!1979年后文革影响,逐渐消除、落实政策。这时我已42岁了。

 

再学英语!

文革中,我也在空闲时在家看英文专业书。1966年5月前文革没停课,那时我系副主任周楫(1935年北洋大学毕业)向我推荐了一本英文专业书《Hydraulcs of  Open  Channel》(明渠水力学),作者是美籍华人周文德(Wen de Zhou),周文德曾是世界水力学协会的主席,是世界级的华裔大家。全书约600页。文革十年我抽空看了大约400页。当时也不知道读着书以后能否有用,也作为无聊找事做吧。顺便说一句,我读的这本书是中国的影印版,光华印刷厂影印,实际就是盗版。今天也在搞保护知识产权,真实很大的进步!

1978年秋,学校办了在职教师业余英语班,1949年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英语教师邵廷燮老师主持。有十几位中青年教师学习,我参加了,在班里算是较年轻的。教材选用《Essential English for Foreing Students,作者英国 C.E.Eckersley,共4册。后又自学《New Concept English 》共4册,作者英国 L.G..Alexander。这两套书都是以第23册为主,第4册主要是阅读材料。1979年后日本松下录音机已出现,都买了;不久电视机也进了家,后有了电视,英语教学节目。美式英语开始多起来,有《Follow Me》,美国口语听力开始得到训练、自学《English  900》(英语900句)、《English for Today》,都是美国英语,有空就听磁带,即使在做饭、搽地板、蹲厕所过程中也在听!回想起来,1953年前吴老师教的英语和父亲的发音都是美国英语。

自己更感到惭愧了,我学了几乎一辈子外语,和老的比,赶不上父亲,1928年父亲在北大预科,高中几何课本也是美国原版书,大学选修课《资本论》也原文教学,各科教授讲课用英语、英语参考书;和小的比,2013年孙女考入清华,一年级是上课第一周,第一节课就留课外阅读美国大学原文教材10几页,英文回答问题,计算机发给老师。词汇量和听力、口语肯定不如孩子。

 

我还学过日语。那是1975年邓小平复职当副总理,毛、周在病重时的事。起始于1965年,当时俄语书不见了,英文书更见不到,到底我从事的专业、学科,世界上的现状和发展怎样?难得信息!!正值中日关系回暖,我校教师中有一对从日本回国的夫妻,说来很不一般,女的叫林少簧,是当时中国台联主席林丽蕴的本家姊妹,男的叫胡秋瑾,他们是台湾人,父辈是旅日华裔富商,本人成长在日本,出于爱国热情,1958年前后回大陆定居。

夫妻二人调到西安公路学院外语教研室,当时大学生教学计划中只有俄语、英语两个语种,其实没有事干。正好中日关系回暖,为教师开设业余“日语”班,课本用《科技日语自修读本》,陈信德编著,商务印书馆出版,就由胡秋瑾老师 担任主讲。这一对归国华桥夫妇,文革中曾作为“特嫌”,进行长期的“隔离审查”。开始认为日文词汇有很多汉字,科技用语英文外来语很多,应该好学,其实,越学越困难。开始字母(假名)、大小写(平假名、片假名)各50个,就够记得!句法还倒方便,词在句子中是主语、谓语或宾语,看该词后面的助词就知道了。但是,动词时态变化很复杂,很难掌握。另外,日文中汉字读音很难记,总之,越学越学不进去!那几年(见不到俄文资料,英文资料也较少)当作文字符号,阅读日文土木工程文章,还起了些应急的作用。1972年后普遍学习英语,英语资料较普及后(美、英及欧洲各国论文都用英语),日语就丢掉了!

比较汉语、英语、俄语和日语的异同,各国句法是大同小异的,例如,句子有简单句和复合句,句中主语、谓语、宾语、状语,是最基本的成分,形容主语、宾语、状语的从句(子句)和主句用个连接词连起来,俄语和英语都是这样;就词法来说,俄语最复杂,名词及容词都有数和格的变化,有单数及复数,各自的六个“格”,12个词尾。动词分人称和数的变化,。。。相对来说,英文及中文的词法变化较少,尤其中文,但是对外国人来说,却最难掌握。

我的外语因为一直在学,在同龄人中算是较好的,很多人在上学时学俄语,1972年后,俄语丢了,又再没改学英语(因当时已是四十岁上下,又在文革中),这样,他们自1960年代初,中苏反目后,就没再用外语资料。这种情况就是在大学教师中也不少。这是当时历史状况造成的,并非个人过失,这就是文革结束前,革命红流中“浮生”者的命运!

 

四、学习数学、流体力学、泥沙运动学、模型试验技术等课程

我在同济读“桥梁工程”时,是以“结构工程”类专业制定教学计划的,至今,在“土木工程”类中“桥梁工程”还是属于“结构工程”中一个学科。但是,20世纪中期以来,随着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,出现了很多“交叉学科”,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。分配我教的“桥位设计”、“桥梁水文”,就是关于桥梁工程中,有关河流、海洋的水文、水力学设计原理和分析计算方法、工程设施处理等问题。也就是“桥梁工程”和“水利工程”的交叉学科,或“桥梁工程中的水利工程问题

   若想深入掌握这门课的内容、进行科学研究,有所发现,有所作为,就必须有较为深入和广阔的水利工程基础学科知识。我既然干上了这个学科,领导不给我再选择的可能,那就只好“再学习”了!这个过程很长,19年!直到文革后,1979年读华东水利学院(现在的河海大学)研究生班,才全面解决!

其实,1961年我就提出先到水利院校进修的要求,没能实现。一方面是教学任务重,急于用人,不得抽身;更关键的原因、一个自己不知道的政治原因,就是我这种人即使表现尚好,但是“家庭出身”有问题(就是父亲民国时期抗战历史,1958年大跃进极左高潮,扣上的“历史反革命”帽子的冤案),只能作为“使用对象”,不能作为“培养对象”的用人政策!教研室的领导对我的工作、学习表现,是肯定的,但人事政策是中央制定、内部控制,当事人不知的。

我不愿也不会过混日子的生活,那就自己业余时间学吧。水文统计需要“数理统计”的基础,这是我大学没学过的,我就打听找到随学生听黄寿庆教授的课,跟学生一起学。为了学流体力学,又这样先学了“复变函数”、文革结束,电子计算机逐渐普及,世界先进的国家“数学模型”,在水力计算分析,正在快速发展。通过“差分”或“有限元分析”,把难以实现的偏微分方程组理论解,化为数值解。要求学习“矩阵”、“线性代数”,这又是新的数学领域,又要学!文革结束,好像人被关在不见阳光的黑屋子里,突然,敞开大门看到阳光,倍感新鲜,也感到外边世界巨大变化!又激发了学习的激情!

水力学年年授课已较熟悉,各水利院校的水力学教材,例如清华大学、天津大学、华东水利学院、武汉水利电力学院、成都工学院等编的《水力学》,都是我备课常用参考书。欠缺的是关于“桥梁冲刷”有关的基础科“泥沙运动力学”。为此,1965年沙玉清教授《泥沙运动学引论》出版,我国第一本“泥沙运动”专著问世,就成了我很宝贵的学习教材!全面认真自学,爱不释手!1981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张瑞瑾的《河流泥沙工程学》出版,又成了我的主要参考书。文革结束,1978年我校负责编写交通部院校教材《桥涵水文》,我是参编人之一,特意走访一些北京等地院校,收集意见和调研学习,在南京特地拜访华东水利学院“泥沙运动学”张书农老教授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(现改为“院”)窦国仁博士(泥沙运动学留苏博士,1992年选位院士)。

水力模型试验技术,也是1961年一上岗就面临的课题。水力学有关工程课题研究,最基本方法是应用相似理论,进行水力模型试验研究。1975年我校水力实验室建成后,试验研究项目就没有间歇,因为我国交通部的公路系统,全国就只有我校这一个水力实验室。其他水利院校的水力实验室,有的为水利工程服务、即使交通部下属其他机构的水力实验室,也是为长江、海河等航道建设服务的。我校实验室建设过程,我是主要负责人,因为两位老教师,张老师去北京房山工地负责战备工程、刘老师被派往越南“援越抗美”工程。他们都因上面下达的政治任务,出差在外。实验室建设及建成后的使用任务,又落在我身上。

 

   六、找对象难

上面说了学习和工作的一面,人活着还有着无法回避的生活问题的一面。

每月工资58.50元,养活济南的老母亲和妹妹和西安的自己,一家分两摊儿,经济十分紧张。

这倒不是主要问题,主要问题是家庭出身,1958年“大跃进”给父亲的政治历史“结论”、“历史反革命”!我也背上“历史反革命”子女,这个没有写明的身份!1956年我考大学、1961年毕业分配、进修、晋升等,无不受此影响,在政治上已变成“低人一等”的另类!当时“政治挂帅”、“突出政治”的时代,这是最大的问题!即使婚姻恋爱也无法回避!

大学生不能谈恋爱,我不谈!刚工作人生地不熟、业务还没基础,我也不谈!

1964年以后,2728岁了,才开始考虑找对象问题,同事们也都关心我的事,纷纷介绍的不少,也多能被姑娘看上,谈得来。可是,一到谈婚论嫁的阶段,女方家里老人一参与,就通不过了,谁愿意把人家的脏水泼到自己身上呢!?这种情况,接连二连三地相继发生,对我打击很大。本人条件尚好,家庭出身个人无能为力、已做了打一辈子光棍的打算,无可奈何!

上帝恩施,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,在大家、同事的帮助下,又有人介绍一位家庭不幸的姑娘,家庭情况与我类似,她个人为人、工作表现尚好,1967年我30周岁时,最终结为夫妻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七、妹妹升学也成了问题

大妹小我九岁,小妹小我十二岁。他们都是日寇投降,全家团聚后出生的。抗战八年,父母分离,身在沦陷区的妈妈和我姊妹四人,饥困交加,两姊妹夭折,在团聚时只剩大姐和我两人!1946年迎来了记录抗战胜利的妹妹,我很高兴。经历1948年济南解放战火的洗礼,1949年又诞生了第二个小妹,记载了济南战火中重生的历史、是人民共和国的同年人。我走入社会的十八年中,正是她们求学读书的时代,恰好遇上红彤彤的、极左的、革命的年代。父亲大跃进扣上“历史反革命”,我们也带上“历史反革命子女”的帽子。我幸好是1956年考大学,进了大学门,晚一年,1957年反右派,1958年大跃进,“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弦,越来越紧,直到文革结束。大妹、小妹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升大学,都通不过“政审”!大妹妹考中专学会计,小妹妹,1965年主动响应号召从济南到青海生产建设兵团。她最苦,16岁就去青海西部的马海农场,当时那里除了他们以外,没有当地的居民,1958年招来的一批人,1960年饥荒时,饿死了一些。她在此待20年,1985年才回济南!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八、落实政策

1980年以后,我和夫人两家的问题,都落实了政策,分别把在“大跃进”和“四清”中,扣上的政治帽子,一风吹,摘掉了!“拨乱反正”了!

终于,回归了真实的历史和原本的家庭面貌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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