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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上人家

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从事和水亲近的工作50多年,人生也似洪流浮生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政治年代的私生活史  

2015-02-06 21:59:4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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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陈祥

       1980年代,英国人奥兰多·费吉斯在莫斯科攻读研究生,方向是俄国革命史。为了丰富对这段历史的了解,他通过俄国朋友采访了许多经历过那段年月的老人,尽管这些老人在当年都是小孩子。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做口述历史,他从此开始重视家庭的记忆,以对比、考察苏联官方的叙事版本。

       苏联刚解体,记录口述历史成为一件风靡一时的事。不过费吉斯发现,当年层出不穷的回忆录、口述自传只是凸显受伤者的经历,如受迫害的真相、从被捕到被平反的细节,而不是塑造每个人内心的感受。这份内心感受,具体包括心灵创伤、对背叛的耿耿于怀、对失去亲情的痛苦回忆等。2002年,费吉斯感到斯大林时代长大的一代人正在逐渐离世,抢救记忆成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任务。他搜集了大量的私人档案如私人文件、日记、回忆录、笔记本、信件。它们主要来自一个专门搜集斯大林时期受害者、幸存者档案的纪念协会,它建立于1988年。

政治年代的私生活史 - 陈祥 - 陈祥 的博客

       当他完成所需要的访谈后,他统计出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80岁。借助走访各个档案馆和博物馆,对十几个家庭的详细研究和访问,费吉斯在2007年完成了《耳语者》一书。时值苏联档案纷纷解密,刷新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解读,费吉斯的书则在斯大林时期苏联人民私生活史方面,开创了一个研究领域。

 

最恐怖的时期

       安东尼娜·戈洛温娜出生于一个富农家庭,幼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苦寒之地,她一直努力隐瞒自己的出身,包括对前后两任丈夫。1947年,靠伪造出身资料和过去经历的她如履薄冰生活在列宁格勒市,她遇到了第一任丈夫格奥尔基·兹纳缅斯基。他们迅速结婚,这样她就能得到新的姓氏和相关文件,可以安心地、合法地留在大城市列宁格勒。

       安全起见,安东尼娜从未向丈夫透露过真相,他俩在1968年离婚。1987年,格奥尔基的姨妈在安东尼娜面前说漏了嘴,格奥尔基的外公曾是沙俄海军少将,并参加内战与布尔什维克为敌。所以,前夫一家人也在劳改营居住过多年,前夫靠履历造假申请到了第一份工厂的工作。

       悲喜故事尚未落幕。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鲍里斯·约翰逊是爱沙尼亚人,他同样向所有人隐瞒了自己的出身,他的父亲和祖父在1937年被捕。1990年代初苏联崩溃,他们三人才互相吐露真相。

       这样的故事,在苏联俯拾皆是。由于苏联在户籍管制上存在不小漏洞,许多“家庭出身不好”的人干脆跑到另外一个城市,改换名字,伪造证件,向不同的单位申请新证件,以求重新获得社会的接受。许多人成功了,他们改头换面后进入了工厂、甚至读大学。如列昂尼德·马赫纳茨在1949年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,改名换姓,虚构出一对不存在的父母,实际上他父母都被捕了。

       在斯大林的大清洗时期,苏联熟人之间达成默契,大家对政治避而不谈。因为每个人随时都会被捕,谈话内容会被警方逼供出来作为证据。许多家庭对内也保持静默,避而不谈被捕的亲属,并销毁那些倒霉亲人的来信,绝对不能让孩子们看到。

       “你在公共场合,千万不要说出人名。”“管住你的嘴。”“你们不准发表意见,政府没有面包,不关你们的事。”许多父母反复以这样的话叮嘱孩子。人们则在日记里记着“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倾诉衷肠。”“凡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,都是醉鬼。”“莫斯科的处世之道:不能说任何东西,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。”等典型的观察和思考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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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的劳改营场景

       对于亲人、同事、朋友、邻居的突然失踪,人们表面上抱着相信官方说法的态度,失踪者成了被捕的“叛徒”。作者指出,内心提出不同看法的人,往往有宗教和国籍背景,而且年龄都在30岁以上。因为30岁以下的人,成长路上只了解苏维埃世界,没从家里继承到其他价值观。这便是苏联在革命后塑造新人的成效。最典型的故事是14岁的帕夫利克举报父亲是富农,导致父亲被捕、被流放,帕夫利克随后被祖父和叔叔等亲人谋杀。时值苏联推行农业集体化,帕夫利克大义灭亲的举动成为宣传的最佳材料,他的事迹被推向全国,鼓励子女揭发父母的政治不正确言行。

       塑造新人的工作,主要依靠学校的集体生活。学校就像一个微型的苏维埃政权,典型一幕是:墙上贴着工作计划和成果的表格;将班级按军队单位编组;举办课堂上的审判??有人回忆当年在列宁格勒的学生岁月,假日里整个班级一起游行,经过窗户后有人窥视的房屋时,队伍放慢速度,齐声高呼:“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——恬不知耻。”

 

时间带来变化

       1941622日,苏德战争爆发。苏军在战争初期处处失利,遭受了极度惨重的损失。情况危急,为了更好地发动战争动员,斯大林终结了内部成规模的清洗,并向许多旧风俗、传统理念低头。“战时的苏维埃文化,却看到了公和私的逐步融合。诗歌变得更加私密,表现个人的主题,谈及人的情感和关系。”费吉斯评价这时期。在此之前,苏联诗歌界拒绝任何亲密或私人的题材。

       宣传机器改弦更张,开始包装最原始、最朴素的爱国主义,它推出了俄罗斯母亲的古老形象。在战局不利于苏联的1941年和1942年,斯大林的画像减少了;苏联国歌《国际歌》在1944年被《牢不可破的联盟》取代,新国歌的浓厚爱国情绪易于煽动民众;教会获得了一定的空间,以便让东正教为战争服务;新的苏维埃勋章上饰以俄罗斯历史上的著名军事人物。

       在前线,军人之间的生死友谊克服了战前的互相猜疑、提防,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,军人从小团体中找到了一种“家”的感觉。一位战士给阵亡战友的未婚妻写信说:“在前线与人共度一两天,就会发现他全部的素质和情感。如果是在平民世界,你一年也弄不清。”当军人退伍后,他们回首战火往事时,往往感叹当时的同仁有“更宽大的胸怀”、“遵循灵魂行事”。

       1940年代末,诗人阿赫玛托娃说:“想想吧,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却是战争时期。”阿赫玛托娃同时言明了战争的残酷,许多人死去,人人在挨饿,她的儿子参加了强制劳役。但是,战争给陷入大清洗恐怖中的人带来了一种解脱。也有走得更远的人,开始从1941年、1942年的溃败质疑斯大林。1941年从中学课堂上战场的文史作家拉扎尔·拉扎列夫说:“战争之前,我们没有任何质疑,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,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,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,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。”

       当苏联红军进入战略反攻,并一路攻入欧洲时,他们见证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。这好比当年俄军在反拿破仑战争时进军欧洲造就了十二月党人。当人们见识真实的西方后,开始产生更多的想法,也对自己的祖国产生更多的期待。农民子弟急切希望苏联能在战后废除集体农庄,他们给家人写信时贯彻了这个期望,甚至假传政府已做出承诺。

       受益于英美的物质援助,苏联城市里充满了好莱坞电影、西方书籍、租借法案下的美国物质,大家初步了解了美国的生活方式。大家相信,战后的苏联将对西方更加开放,生活变得更加容易。但是,冷战的到来打碎了苏联人的幻想。斯大林继续进行清洗,至1953年,苏联全国各地劳改营人口达到历史最高峰。

       195335日,斯大林去世。327日,苏联大赦释放了超过100万名囚徒,占当时被关押人数的40%。他们回到各自破碎的家庭,产生许多酸甜苦辣的故事,他们回来弥补失去的家庭温情和生活乐趣。也有许多人未老先衰,或落下一身病,或精神出现严重问题,为重归正常生活,他们和其家人付出了诸多努力。

       1956年,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消除了很多人心中的恐惧,他们开始说出真相,许多“出身不好”者开始打听父母的履历,不再惧怕履历上的“污点”。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,解冻期结束,政府仅仅对二战记忆就实行了严格控制。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贯彻“新思维”,苏共在各方面放松管制,人们的记忆倾泻便一发不可收,说出了五味杂陈的过去生活,说出了心中的恐惧。

 

《凤凰周刊》2014年第35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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