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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上人家

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从事和水亲近的工作50多年,人生也似洪流浮生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张惠卿:忆“反右”时的公审大会(下)  

2015-03-31 13:27:18|  分类: 历史(转载)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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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03-30 11:22来源:《炎黄春秋》2015年第3期作者:张惠卿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千人公审大会

 

  1957年“反右”时,人民出版社在东总布胡同原出版总署的大院里办公,院内最深处有个大礼堂,大会就在那里开的。出版总署已撤销,人民出版社归中宣部与文化部双重领导,“反右”运动是文化部的两位副部长张致祥和陈克寒直接来领导指挥的。但奇怪的是,开这次大会却和文化部无关,也没有中宣部与文化部的领导人参加。

  那是在1957年的10月份,离《人民日报》公开点名曾彦修是第一个“党内右派”已过去三个多月。大院里忽然开来了一辆载重大卡车,还有两辆吉普车,带来了发电机、探照灯、汽油桶、电缆、电线等一大堆东西,电缆从外面拉到了后面礼堂里,许多人忙碌了很多天,礼堂里四面八方都装满了探照灯,主席台两边也有探照灯,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,大家猜想是不是党中央要对曾彦修采取什么严重措施了,要当场摄影存档?!看来凶多吉少。

  此事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一无所知。后来听说在开会的前两天,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才接到上面来的通知,说要开曾彦修的公审大会,要人社配合。因为事出意外,太突然了,也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,社领导只派了陈原同志参加了这次大会,王子野等其他几位领导好像都有意回避了,我在会上一直没有见到他们。

  刚吃过午饭,就通知人民出版社所有职工去礼堂开会。曾老由本单位的几个小伙子陪同着走进礼堂时,门外就有闪光的探照灯对着曾照相,大家看见,里里外外都贴满了打倒曾彦修的大标语,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贴的。礼堂里坐得满满的,连我社职工在内,足足有千把人,另外这些人也不知是谁,是从哪里请来的。两边探照灯从高空往下射,摄影机对着曾彦修不停地拍照。我们才知道今天是开曾彦修的公审大会,来势凶猛,会场寂静得可怕。

  主席台上坐着十来个人,除了本单位的陈原同志外,其他人我一个也不认识。主席台两边还站着一些人,估计应该都是穿便衣的公安人员,准备随时执行任务。

  待曾老在第一排坐下后,大会立即开始。执行主席向大家宣布说:“今天大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的××司长代表×××副总检察长发言,控诉‘右派’分子曾彦修在广州的罪行。”这一宣布,引起台下一阵颇大的骚动,原来这次公审大会是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,要清算曾彦修在广州的什么事情,主席用了“控诉罪行”这种字眼,问题肯定相当严重。我们都替曾老捏着一把汗,担心会发生大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  但我发现曾老在听了主席这样宣布后,好像比刚才反而轻松坦然了,经常回望后面,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原来这位司长不是别人,正是曾老在《镇反记慎》中提到的,那次在广州叶帅召开的会上,跟着那位现任副总检察长拿着两麻袋材料的处长,现在已升任国家机关的司长了。

  这样,曾老一下子恍然大悟了,他完全明白是谁策划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,那位司长要讲的是什么内容了。

  这位司长的控诉发言讲了一个多钟头,是照念他早已写好的一个讲稿,絮絮叨叨,有不少空话套话,但口气很凶,声色俱厉,扣的大帽子听起来吓人,反正一个人成了“右派”,就什么坏事都可以往他头上套。

  他发言的基本内容,概括起来就是:“右派”分子曾彦修一贯反党,反动透顶,他胆大包天,竟敢在广州反对和破坏毛主席亲自抓的大镇反运动,作为南方日报社的社长,拒绝为轰轰烈烈的“镇反”运动做宣传,还公然包庇该枪毙的反革命罪犯,为他们辩解、开脱,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,必须予以严惩!

  曾老在这位司长刚发言时,就向主席台递交了一张请求允许他发言说清真实情况的条子。看来这些在主席台上坐着的绝不是一般人,应该都是政法系统的高级领导,会上一切都准备好了,只要他们一发话,当场就可以把曾彦修逮捕法办。曾老当时完全没有把握,这些神情严肃的领导人会不会同意他发言。但是没有想到,等这位司长控诉完了,执行主席却宣布:“现在曾彦修请求发言,主席团准予他发言。”这令大家十分意外,因为这是公审大会,允许被公审的对象上台发言,这样的决定是违反常规的。

  所以曾老在本书中特别强调说:“对于这个决定,我至今不知道是谁下的决心。总之,至今我还是从内心铭感他。我想,现在的读者也会铭感他的。因为原告是某个‘最高’方面的‘最高’啊!”

  曾的发言讲了近一个小时,他态度自若,不急不慢,没有提纲,全凭记忆,几乎是一口气把当时的全部事实经过都一一讲清楚了。他发言时全场鸦雀无声,都在认真聆听,没有人打断他的话。曾在最后列举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、广东省府的几位有关领导人:叶帅、方方、古大存、李凡夫等,他们都还健在,可以向他们调查核实。事实胜于雄辩,群众听后全都明白了。

  他的这一席话把那位司长的控诉全部推翻了,什么反对“镇反”,拒绝宣传,包庇反革命,全是无稽之谈,没有任何事实根据。讲完后那位司长竟没有起来反驳,他又能反驳什么呢!公审大会再没有人发言了。主席台上的几位主要领导交头接耳地议论了一阵,最后执行主席什么话也没有说,宣布“散会”!

  这场经过精心策划准备、原本要把曾彦修不知如何处置的千人公审大会就这样悄然结束了,以后也再没有一个字的下文,变成了一场相反的结果。这确实要特别感谢主席团的这几位掌握处置大权的领导明白事理,主持了公道。因为曾老当时如果被当场逮捕,关进了政法部门,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现在回想起来,仍令人有些不寒而栗。

  我认为这才是曾老在“反右”运动中的大幸。但曾老自己却认为他的“幸”是另一回事,他“幸”在作为领导人在人民出版社先被打成了“右派”,从而避免了他去把别人打成“右派”。

  他在《反右记幸》中说:

  “像1957年那样九、十级地震式的‘反右派’运动,没有被打成‘右派’的人固然是大幸,像我这样被提前一点反了右从而免掉了我去发号施令打他人为‘右派’,其实也是大幸。在我尤其是大幸。再不去打他人了,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?”

 

 

责任编辑:花满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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