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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上人家

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从事和水亲近的工作50多年,人生也似洪流浮生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陈平原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:战火中难容一张书桌  

2016-09-30 23:43:47|  分类: 历史(转载)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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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-08-06 09:26:26
来源:凤凰读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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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

作者: 陈平原

出版社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出版年: 2015-7

内容简介:陈平原教授借助档案、报道、日记、书信、散文、杂感、诗词、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,讲述了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。书稿跨越虚构写实的鸿沟,让日渐遥远的"老大学的故事"重新焕发光彩。

作者简介:陈平原,文学博士,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(2008—2012年任系主任)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、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。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、德国海德堡大学、英国伦敦大学、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、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。


永远的“笳吹弦诵”

——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、追忆及阐释

七七事变爆发,平津很快陷落。1937年8月,奉部令,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;1938年2月西迁入滇,4月抵昆明后,更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;抗战胜利,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,三校各自返回平津。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》称:“9年之中,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,副教授48人。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,毕业生有3800人。”日后,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,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。

借助于报纸公告、电台广播、私人通信等,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,赶往长沙报到。1937年11月1日,学校正式上课。上午九点,响起了空袭警报,师生并未逃避,校史上加了个括号“实在也无处可躲”。作者的本意是,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;我则理解为,已经没有退路了,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,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。此举颇具象征意义,就在这连天炮火中,大幕徐徐拉开——“万里长征,辞却了五朝宫阙,暂驻足衡山湘水,又成离别,绝檄移栽桢干质,九州遍洒黎元血。尽笳吹弦诵在春城,情弥切。”

八年抗战,中国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,还发展壮大,这实在是个奇迹。据史家称,1937年,抗战爆发前夕,全国专科以上学校(含国立、省市立、私立)108所,教员7560人,职员4290人,学生41992人;1945年,抗战胜利时,专科以上学校(含国立、省市立、私立)141所,教员11183人,职员7257人,学生83498人。具体到某著名大学,情况尤其明显。比如,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、副教授70人,在校生512人;到1946年复员返杭时,教授、副教授达到201人,在校生2171人。中央大学1937年度有在校生1072人,教授、副教授133人,全校教师290人;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度,在校生3837人,全校教师590名,其中教授、副教授290名。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,因系三校合一,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。同样以1944年度为例,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,不过2058名,至于教职员382名,其中教授、副教授179名,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。也就是说,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,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三分之二。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,其经费来源一样,单看这两组数字,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。对于大学来说,规模不等于水平,更不等于贡献;但无论如何,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,反而越战越强,这点很让人欣慰。

抗战中,大批中国大学内迁,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——保存学术实力,赓续文化命脉,培养急需人才,开拓内陆空间,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。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过程,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,而是迫于战火临近,不得不一再搬迁。像西南联大那样暂住长沙,而后迁往昆明,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。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,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,抗战八年间,辗转内迁六次:一迁上海市区,二迁浙江金华,三迁江西赣州,四迁广西八步,五迁云南昆明,六迁四川李庄。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——“经过四次大的搬迁,行程2600余公里,足迹遍及浙、赣、湘、桂、闽、粤、黔七省,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,在遵义、湄潭、永兴等地坚持办学,直至抗战胜利,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。”在遵义、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,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:“虽然条件艰苦,生活清贫,但我们朝气蓬勃,精神愉快,学术风气很浓,有‘东方剑桥’的雅称。同事之间,同学之间,师生之间团结友爱,亲密无间,平等相待。”正因此,浙大人对于贵州心存感激,南归之前,专门以校长竺可桢名义立碑纪念。

当然,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,最著名的,还属冯友兰撰文、闻一多篆额、罗庸书丹的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》。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,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,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,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。

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,且坚持到最后胜利,这确实是个奇迹。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,也都面临各种危机,但唯一差可比拟的,是前苏联的诸多学校。康斯坦丁诺夫等编《苏联教育史》称:“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卫国战争形势,不能不影响到国民教育和苏维埃学校活动。成千上万高年级学生、教师和大学生,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,离校参加了民兵、红军和游击队。”为了保护儿童,政府将靠近前线的幼儿园和小学撤退到后方;至于学校课堂“讲授的内容具有更大的实用性”,“同生活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,并设立了战时防御题目的讲授”。毫无疑问,高等院校与卫国战争的关系更为密切:“为了抢救高等学校的物质、文化财富,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员工进行了奋不顾身的斗争,把147所高等院校的教学实验设备、图书馆、珍贵陈列品,撤退到国家的后方。”而斯大林格勒战役获胜后的第八天,一批苏联大学教授来到这个被彻底破坏的城市,重建医学院,第二年便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。苏联卫国战争中,与西南联大的遭遇最为接近的,莫过于莫斯科大学。“就在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的当天下午,(莫斯科大学)就有数百名教师、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职工投笔从戎,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斗争。”不久,又有物理系教授、历史系教授等师生数百人上前线。整个战争期间有三千多人参加苏联红军,许多人牺牲在战场。而留在学校里的专家,则“彻底修订了科研工作计划,把一些有关和平建设的课题取消了,而把具有国防意义的课题放在首位”。具体的迁徙行程是:1941年10月开始,大部分师生迁到土库曼共和国首都阿什哈巴德,12月1日复课;1942年夏季,战局不利,又迁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;随着苏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,1943年春,莫大胜利回迁莫斯科。换句话说,莫斯科大学漂流在外的时间不到一年半。

英国的大学虽被轰炸,但未被占领;法国全境被占领,大学因而无处可迁;唯有前苏联,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,但因时间不长,没能像西南联大那样——不但未被战火摧毁,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,催生出众多美好的“故事”与“传说”。

有一点值得注意,基于对长期抗战的预期、对学问的敬重,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,国民政府并没像一战中的英美或二战中的苏联那样,征召大批的大学生(更不要说教授)入伍。在这个问题上,教育部及大学校长们有更为长远的考虑。面对各方激烈争议,教育部不为所动,认定:“抗战既属长期,各方面人才,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。我国大学,本不甚发达,每一万国民中,仅有大学生一人,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,相差甚远。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,原有教育必得维持,否则后果,将更不堪。至就兵源而言,以我国人口之众,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。”浙大校长竺可桢,也在《大学生与抗战建国》中表达了类似的见解:“第一次大战时,英美各国都送大量的大学生上前线去是一个失策,到了战后才深深地感觉到”;“国家为了爱护将来的领袖人物起见,不把大学生送往前线去冲锋杀敌,则他们应如何奋身图报,努力上进,能把将来建国的重任担当起来,方可对得起战死沙场的勇士们,方不愧为今日之程婴。”当局表彰热血青年投笔从戎,但不做硬性规定,这也是抗战中教授及大学生牺牲较少的缘故。西南联大纪念碑的碑阴刻有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”,参军人数834人,牺牲5人。实际上,还有若干没来得及汇入此题名的,但总的来说,并非绝大牺牲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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